司法审查的规划应该是最终完成并对外公告发布而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规划，对于规划拟定、规划草案、规划确定（除非法律把其视为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如在德国）不得进行司法审查。

当然，除解散权之外，民初十年制宪有关政体的重大争端还有很多，对于国会的同意权、弹劾权与议员兼任国务员等问题都产生了较大的争论。此后，在宪法的审议过程中，国会对于解散权的态度同样可以从北洋派与革命派的斗争中获得解说。

[54]军阀政治与议会政治的相同逻辑，参见EdwardA.Mccord,ThePoweroftheGun:TheEmergenceofModernChineseWarlord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p.310[55]在霍布斯看来，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既然议会具有推翻内阁的权力，那么就理应赋予行政部门对等的解散权，否则不免导致国会的专权。[52]总之，以上分析表明，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在对待所谓政体与国体的问题上，都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态度，而更多是基于派系斗争需要的选择。[56]如果说政体与国体所要解决的是共同体建成之后的权力配置的话，那么民初的政治所要回应的，恰恰是如何建立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统一共同体的问题。

用霍布斯的话来说，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治依然处于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而缺乏一个作为前提的至高无上的共同体或利维坦。但也正是在军阀政治与宪法政治走向没落的同时，另一种替代性的可能也在增长。收缩释义为缩聚，由大变小。

此时从国家层面来讲，政策目标就是全面开放而非试点，以此实现政策博弈中均衡。二是尊重平等基础上的政策调整，建构伙伴型政府间关系。但在当前行政环境下，往往有多个政府各怀心思进行政策扩张，导致政策无序竞争，引发区域大战和部委纷争。[5]美国法律限定联邦政府建设房屋而地方政府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政府的职能，政府间矛盾则更多通过法院予以协调。

中国政府间关系缺乏法律规范，政策扩张和收缩缺乏明确秩序约束。地方政府与州之间关系，则通过自治宪章等予以界定，经历了由从属到独立的转变。

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种类千差万别，从条块关系和功能定位分析，地方政府政策覆盖本区域，中央部委政策则有广域性特质，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在职能重叠区常面临目标价值不一致情况，发生冲突时孰进孰退？精诚合作还是彼此掣肘？每个政府或行政部门都面临抉择，处置得当则彼此受益，否则会一损俱损。行政价值观处于变化过程中，市场经济已确立主导地位并影响了行政价值观，服务型政府等理念自提出以来深刻的影响着政策博弈方向。政府在面临政策抉择时可能面对机遇，也会面临困境和陷阱，故政府会在难以为继或基本完成目标时主动政策收缩。故需通盘考虑政府所处情境，分析政策扩张和政策收缩的合理性，建构有序竞争的行政环境，促使多元政府在互动中平衡定位，达到政策目标顺利完成，实现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关系融洽。

单向政策由行政主体制定，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实施。譬如美国有各种州际委员会协调关系，运作成功的典范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2012年2月4日《经济学人》刊文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国家公共支出的五分之四，税收只能满足一半支出[10]。若属于公共领域则可通过服务外包方式予以填补，若属于私域则可做好引导调控，避免出现多方缺位。

从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的前景来看，需要回溯过去以免重蹈覆辙，亦需从发展的角度建构完善的法治环境。譬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的组建则有在工业政策方面予以指导的现实意义，是对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扩张。

建构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的平衡秩序，需要尊重参与各方利益以促进合作。在确实需要政策收缩的情况下，做好收尾工作以避免虎头蛇尾，做到善始善终而博得民众满意

政策扩张分为主动扩张和被动扩张，有政府会在政绩观冲动的驱使下主动扩张，亦有政府在情势不可违背的情况下被动扩张。再如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引发中小学撤并，有地方为节省开支而不顾现实裁撤学校，造成一些中小学生不得不远途跋涉上学，可见政策扩张和政策收缩在存在部分失衡，研究政策扩张或政策收缩的意义凸显。若不对灰色地带进行规范，跑部钱进式的权力寻租难以规避，整治驻京办也会治标不治本。加之政绩观和行政目标并不一致，各自为政与以邻为壑的现象并不鲜见，譬如江西彭泽建核电站而并未征求安徽方面意见，引发望江县以政府公文形式请求叫停核电站建设[3]，这是江西的政策扩张与安徽的利益发生冲突，并未从总体层面平衡各方利益而并不妥当，可见政策扩张和政策收缩程序规范的必要性。其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有严格的界限，政策制定和执行在法治框架内进行，联邦与州之间关于边界设定、主体性区分、国家与州之间的整合被法院重新界定[4]。从美国而言，其政策扩张或收缩可由法院介入，尊重各方主体地位以寻求和解。

[8]实际上，政策扩张和政策收缩经常游走于羁束与放任的边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例子也就不奇怪。二、政策制定主体间博弈：此消彼长政府间政策博弈是动态模型，呈现多方扩张、多方收缩及扩张收缩共存态势。

另如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争中，一些隐性的政策扩张亦会显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小而言之推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大而言之印证了开放型经济的正确，实际上也提升了地域地位和实现了政策制定者理念的扩张。[12]在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平等互利、自愿协商基础上，一方的主动收缩和另一方的主动扩张会相得益彰，可填补政策空白地带，亦可造成扩张略多或空白略多，政策博弈在尊重协商的氛围中动态平衡。

法律规范明晰了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为，多元政府各司其职，但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收缩释义为缩聚，由大变小。

即便后来环保署随形势变化而改变政策走向，都是在法治环境框架内行事。二是尊重平等基础上的政策调整，建构伙伴型政府间关系。[14]这些都是在法治环境调控下的政策博弈，环保署在全国范围内依法审批污染许可，纽约州则可以在州内自行决策，涉及权限覆盖与重叠问题的冲突则寻求司法途径解决，政策博弈都是在法治框架内进行，使得纽约州与环保署之间的对抗在得以缓解。只有建构合作伙伴关系，建构健康有序的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秩序，才会维护公共领域利益，在此消彼长中实现政策博弈中的平衡，在长远目标与当前目标中权衡，从而维护社会公平和实现公共利益。

以校车配备问题为例，这并非一纸政令所能解决，凸显地方经济与中央意愿在资金等方面的相悖。故政策博弈需要恪守规则，在法律范畴内行事和订立行政契约，维护共同利益。

蔡英辉，单位为宁波大学法学院。故应建立畅销政绩考核机制，加强对政府责任规避的监管，遏制无原则的政策收缩，并非简单考核经济发展指标，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建构吸纳民间参与的政策评估机构。

如中国在70年代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造成中央政府1974年和1979年两次严重的内外债务危机，江苏地方政府借机从中央获得了财政、外汇和外贸的部分自主权。参众两院可限制总统权力，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政策扩张或收缩都是政府在特定情境下的抉择，实际上多个政策制定主体之间存在博弈过程。[9]在法律规范下，地方政府很难将房地产作为发财致富的途径，选民也不容许地方政府胡作非为。无论政策扩张或政策收缩，都是政府根据现实情境做出的抉择，但在法治环境缺位、政府间关系缺乏行为规范的情境下，政策冲突屡有发生。政令原本就应考虑利益均衡问题，在任务下达而不配给资源的情况下，政策自然难以执行。

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等形式获得司法权，立法、司法、行政三者形成制衡关系。规范的原则和描述之结合基于法律理性的系统化，[1]同理之于政府决策。

多项政策则构成动态博弈模式，彼此互动、互相渗透，关涉政府间关系协调。秩序是在社会内部建立的平衡，应为秩序的形成和自我更新创造条件。

此时从国家层面来讲，政策目标就是全面开放而非试点，以此实现政策博弈中均衡。从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的逻辑关系来看，政府间原本就存在竞争关系，故建构信任关系并非易事。